面对严酷的生态环境和失败的教训，西部人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急需科学技术的规范和指导。
在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光秃秃的山坡上遍布着一个个树坑。段迎存副区长告诉记者，这里曾多次植树造林，但由于气候、水资源及人工管护等各种原因，树木都未能成活。如果不讲科学，只是盲目地植树造林，就有可能重蹈“植树多成活少”的覆辙，造成极大的人力与财力的浪费。
“一个娃五六岁可以自己跑，而一棵五六年的小树，如果不再养护，还可能因气候原因致死。在西部，种活一棵树，比养一个娃还难啊！”甘肃林业厅陈副厅长的一个形象比喻令人震撼。
治理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投入。然而记者一路采访，却发现许多地方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中，基本沿用老技术与方法，科技意识仍相当薄弱。西安交大环化院院长程光旭教授对此深有同感。他认为西部农民的经济承受力较低，地方政府对科技的重视又不够，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这些都制约着科研部门在生态与环保方面的立项与投入。
而延安市西部开发办的赵启华主任则认为，科技界应拿出更多更好的经济实用、便于农民掌握的新技术。他说，不同气候、不同地区、不同地形适用不同的生态模式，科研部门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生态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头戏，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科研课题的立项、研究与转化，事关重大，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有关专家特别指出，西部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留下不少教训。现在许多地方都提出宏伟的目标，少则五年，多则几十年，要全面完成造林绿化任务，其积极性值得肯定，但一定要做好科学规划，防止脑子发热，一哄而上。一定要考虑水资源的分布情况，让水利工程先行。
西部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千百万人长期奋斗，需要科学，更需要政策。“这几年农民温饱基本解决，延安才得以推行退耕还林。由于许多地区解决了液化气供给，农民才不上山砍柴。这些都说明，只有利益得到保障，老百姓才会想得通，政府的工作才会得到落实。”宝塔区农办主任常建国对农民所想一清二楚，“在陕北的山坡地上种粮，每亩不过一二百斤，如果不是生存所迫，农民自己也不愿艰辛劳作。”他认为，关键要解决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他生动形象地说：“政府要‘被子’，百姓要‘票子’。”
中央把生态建设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出台了“退耕还林”优惠政策，给农民以极大的鼓舞。不过，不少农民对能否执行政策仍有顾虑。1998年国家实行“天保”工程，出台了天然林禁伐规定，农民承包的人工林也因此无法砍伐。受此影响，农民担心造林后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因而比较热心于种草和种经济林，对造林的积极性不太高。
长期从事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研究的四川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邓玲教授认为，许多生态保护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国家不仅要出台退耕还林还草的经济补偿政策，还要有相应的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否则，今天是种树人，明日却成了砍树人。
如何做到生态保护短期与长远目标的统一，生态、社会、经济三个效益的统一，需要西部地区长期探索。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已经摸索出切实可行的作法。在延安，宝塔区把向农民拍卖的承包地分为三大块：二亩以上的口粮田、30％的经济林用地及70％的生态林用地，把农民的短期与长期经济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之二、之三执笔：高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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